一个做法是从悖论现象出发， 对其中的实践做深入的质性调查（当然不排除量性研究， 但是要在掌握质性认识之上来进行量化分析）， 了解其逻辑， 同时通过与现存理论的对话和相互作用， 来推进自己的理论概念建构。
其二，承认姓名权、肖像权的财产权能，存在现行法依据。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应采间接说保护方法，即立足于对死者近亲属精神利益的保护，因此该利益保护期限以其近亲属生存期限为限。
第三，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财产利益保护期限具有差异性，该差异性取决于此两种利益的主体和性质之差异性。张红：《死者生前人格上财产利益之保护》，《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其三，就近现代已故名人而言，[43]其在世近亲属在血缘、时间等方面均与死者关系较为紧密，且死者名誉对其在世近亲属生活的各个方面均有重要影响。其三，《继承法》第3条规定的遗产范围包括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和其他合法财产。这种推理显然是以形式主义和财产三段论为基础，而形式主义的确立则为法律预设公开权保护期限提供了理论依据。
[60]在德国，《艺术与摄影作品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死者肖像的保护期限为肖像权人死亡后10年。[33]在我国，实务上认为死者人格利益保护主要针对精神利益，对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则持否定态度。[8]毫无疑问，在宪法典被制定出来之后，在基本权利条款成为对个人与国家关系有着法律约束力的规范之后，基本权利的教义学体系的建构也就成为必要。
如何协调两种存在明显紧张关系的理论？中国宪法文本下的基本权利理论究竟是什么？（这实际上也是中国知识界当前核心争论的一个方面）对此问题的解答，虽然有德国通过宪法解释来协调自由主义与社会国原则的紧张关系的经验可资借鉴，但无疑仍然是极为困难的议题。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如果还恪守宪法文本的字面规定，而将宗教自由、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基本权利的主体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无疑是显然荒谬的解释。因此，建构唯一的、意识形态式的或者教义学式的公式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给出一个教义学上的‘基本权利体系，对于基本权利条款的解释也不能忽视社会学上的前提因素。宪法法院使用了客观的价值秩序、价值体系、基本权利的价值体系等表述，自此之后，这种将基本权利整体上视为价值体系的思维成为了主流观点。
Vgl. Klaus Stern, Idee und Elemente eines Systems der Grundrechte, HStR,Bd. Ⅴ, S.52.[18] Dürig, a.a.O. S.122.[19] BVerfGE 6,32.[20] BVerfGE 6,32(37).[21] BVerfGE 6. 55 (55).[22] BVerfGE 7,198.[23] Michael Kloepfer, Grundrechte als Entsthenssicherung und Bestandsschutz,1970.S.1.[24] BVerfGE 33, 1(10ff).[25] BVerfGE 41, 251(260).[26] BVerfGE 33, 303(333).[27] Hans Carl Nippedey, Gleicher Lohn der Frau bei gleicher Leistung, RdA1950, S.125.[28] 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这种模式的长期贯彻，就意味着法律的稳定性与可预见性的增强。
而保障的含义则更为复杂，涵盖了国家一切的促进基本权利实现的行为可能性。b.限制的手段必须具有适当性，也就是公权力所采用的限制性手段，必须是能够促成其所追求的目的。他反对将基本权利过度拔高为超越一切法律材料的超级法典（Superkodifikation），以至于不把法律问题放在具体的法律的规范形成中，而是通过对基本权利的解释去代替解决。[32]（2）基本权利的实现更多依靠的是客观的制度与社会条件，而非个人的主观请求。
在防御权功能下，对一个限制基本权利的国家公权力行为，其审查步骤就是：而在这三个步骤中，又各有具体详细的审查内容。传统上，国家机构的组织与程序等，是宪法中与基本权利并列的部分，二者并无必然关联。同时，第33条又是在现行宪法的多次修改中唯一被实质性修改过的基本权利条文（2004年宪法修正案24条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第3款）。Karl Larenz,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6. Aufl.1991,S.165.[66] [德]耶林：《法学的概念天国》，柯伟才 于庆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前言第26页。
第一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在认为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具有同等价值地位的前提下，权利义务一致性的结果只能是混同与抵消，个人权利被压抑，基本权利规范归于无效。针对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40条）。
1. 概括限制条款与个别限制条款首先需要考察的是宪法第51条的概括限制条款与各单项基本权利中的个别限制条款之间的关系。典型的请求权思维方式是：谁得向谁，依据何种法律规范，主张何种权利。
进入专题： 基本权利 体系思维 。（2）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基本权利。在基本权利限制的合宪性论证中要去分析：（1）限制是否合乎法律保留原则。（3）进一步，通过基本法第19条第2款，国家对于基本权利的支配权被约束了。[91] 参见张龑：《论人权与基本权利的关系》载《法学家》2009年第6期，第19页。正如博肯福德所概括的那样：基本权利的规定，在文字措辞、语言含义上表现为一种简洁精练的模式，还具有原则性规定的特点。
[55]这样，基本权利解释中的主观恣意就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程度。在基本法第20条中，制宪者同样把民主和法治国规定为基本原则，所以，应该把对基本权利的理解与民主原则和法治国原则相联系。
[21]在著名的吕特判决[22]中，宪法法院指出了基本权利在防御国家之外的其他功能，以及基本权利对于所有法领域（涵盖公私法）的约束力。[71]如前所述，在基本法的时代，体系化也是宪法学者们的基本致力方向。
（一）基本权利作为价值与请求权体系杜里希在其1956年发表的《人的尊严的基本权利条款》[14]一文中尝试建构一个基本权利的实践方案。德国国家法学的创建者之一拉班德本人就是一位民法教授，他所主张的国家法与普赫塔的概念法学如出一辙。
相应的，对于前一个层面，立法者的作用是限制，而对于后一个层面，立法者的功能是形成。我们固然不能否认单项基本权利研究的意义和已取得的成就，但如果缺乏对基本权利的类型、功能、主体、拘束对象、限制、冲突、竞合等问题的研究，则单项基本权利研究容易陷入重复，人人薄视传承、欲另起炉灶而又难免重复因袭。从宪法文本来看，第13条财产权条款所保护的只是公民的私有财产。因此，本人仍选择德国的基本权利教义学为参照系，[13]观察其理论与实务如何从看似杂乱无章、逻辑跳脱、充满缺漏的基本权利篇章中，建构出逻辑严谨而富于价值和实践弹性的基本权利的法学体系。
[35]此外，诸如财产权等许多权利的实现，往往依赖于社会生活关系，需要通过特定的制度才能真正实现，而这些是传统的请求权思维所不能涵盖的。[41]宪法裁判的作出和判决的证立过程的不可控、宪法解释的恣意，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这种价值体系思维。
他指出，法学中的体系化研究由来已久，这种体系化研究应该为法学提供一般内容与一般任务，将法律的内在关联整合为一个整体。法学是一门实践学科，其指向的是现实中争议问题的解决。
很显然，传统民法的这种请求权体系的思维是一种司法中心主义的思维。正因为如此，为法律人解释法律和处理案件提供框架性的方法和知识指引的法教义学就是法学的核心工作。
本文希望进行的是体系化思维的另一层面，也就是对宪法第2章以及宪法中与基本权利相关的条款进行整体性的把握与建构，设计一个初步的、整体上理解中国宪法文本中的基本权利的解释方案。【注释】作者感谢杜强强、柳建龙、白斌和匿名审稿人对于本文修改的中肯意见。在朔伊尔看来，杜里希将基本权利视为一个封闭无漏洞体系尤为荒谬。[17]3.价值与请求权体系的封闭无漏洞进一步，杜里希教授认为，这个价值与请求权体系是完备无漏洞的（lückenlos），国家对于人格尊严这一最高价值的任何侵害，都可以借由具体的基本权利条款而被排除，即使基本法在某些领域还存在空白，个人也完全可以通过主张基本法第2条第1款这一首要自由权来排除侵害。
[76]体系化的法学可以避免法律人每一次都去讨论所有的解决方案，而是通过一定程度的抽象而在法学体系中确定这个法律问题的位置，从而确定普遍适用的解决模式。[66]然而利益法学所反对的只是体系的逻辑自足和封闭性，而不反对法学的体系化。
这一点我们在下文将予以讨论。除了上文已进行梳理的体系思维方法外，还可以在更具体的层面进行方法上的借鉴，比如，德国将基本权利视为请求权的思维，也就是请求权方法，必然意味着要去厘清请求权的主体（基本权利主体）、请求权的对象（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请求权的标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内容）等规范内涵，这对于任何宪法下的基本权利思维都具有普适性，虽然不同国家所使用的术语会有不同。
而且，从单项基本权利出发的研究，也容易被该基本权利的规范领域和现实状况所引导，并因为该领域的特殊性而走向对社会现实的实证描述和琐碎分析，无力概括总结，无法形成有效的对话和学术积累。see, Gerald Gunther, In Search of Judicial Quality on a Changing Court: the Case of Justice Powell, STANFORD LAW REVIEW, June 1973,1004ff. 感谢杜强强博士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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